晚清旅日上海書畫家群體與近代中國的現代性考察

Abstract

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之后，上海书画家出现了旅居海外的趋势，日本是热门的目的地之一。这些旅日上海书画家不仅为中国带来财富，还推动了近代中国的现代性发展。“现代世界”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7世纪关于西欧的古典和现代文学风格地位的辩论中。根据威廉·邓普（William Temple）于1690年发表的《古代和现代学习随笔》（Essay on Ancient and Modern Learning），现代人是那些拒绝经典风格的人，例如永恒的美感或对奥古斯都时代的崇敬，而当代的特点是坚信科学与进步。①Gerard Delanty,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Knowledge", Power and the Self.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0, p9.1864年，法国诗人查尔斯·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在他的论文《现代生活的画家》（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阐述：“现代性是短暂的（transient）、易逝的（fleeting）、偶然的（contingent）；它是艺术的一半，艺术的另一半是永恒（eternal）和不变的（immutable）。对于每一位过去的画家都存在过一种形式的现代性。”②Charles Baudelaire, ed., The Painter of Modern Life and Other Essays, Jonathan Mayed, trans., A Da Capo paperback,1986, p13.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性”是一种“当下的时间意识，而非代表永恒或不变的过去。因此，泛指意义的‘现代性’是任何‘新’实物所具有的特性，而非某个特定时代的人或事物所固有的属性”③郭建锦《“现代性”的内涵及其相关概念辨析》，《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9期，第952页。。

在中国，现代性的观念是晚清封建社会的瓦解以及欧洲胁迫的结果。④Yoshimi Takeuchi, Richard Calichman, What is modernity? writings of Takeuchi Yoshimi, trans. & ed. Richard F.Calichman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53.这一历史性事件在19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间对政治和文化联系造成了创伤性破坏。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 —1945》文中如是说：“中国的现代性……是和一种新的时间和历史的直线演进意识紧密相关的。这种意识本身来自中国人对社会达尔文进化概念的接受，而进化论则是世纪之交时，承严复和梁启超的翻译在中国流行起来的。在这个新的时间表里，‘今’和‘古’成了对立的价值标准，新的重点落在‘今’上。”⑤李欧梵《上海摩登》，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8页。晚清旅日上海书画家将受到的西方影响注入到自己的创作中，表明了他们在外部影响下对生存的警惕性。⑥David Clarke, Modern Chinese Ar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vii.例如，任伯年画中的写实主义元素，吴昌硕（1844—1927年）作品中强烈的视觉语言，旅日上海画家王寅（活跃于1831—1900年）画谱中对文人画教学的改革。这些丰富的视觉语言吸引了许多艺术史学家研究上海的艺术世界，例如伍美华（Roberta Wue）分析了上海视觉艺术家与城市观众之间的关系，⑦Roberta Wue, Art Worlds: Artists, Images, and Audiences in the Late Nineteenth-Century Shanghai,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4, p4.赖毓芝从石版印刷术的兴起和日本画谱在清末上海的发行来探讨上海的日本文化，⑧赖毓芝《清末石印的兴起与上海日本画谱类书籍的流通：以<点石斋丛画>为中心》，《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5期（2014年9月），第57—127页。吴方正以《申报》图像的机械复制为主研究清末上海的视觉文化。⑨吴方正《晚清四十年上海视觉文化的几个面向——以申报资料为主看图像的机械复制》，《人文学报》2002年第26期。他们的研究引起我们对日本文化与上海艺术世界的相互关系的关注，但对19世纪末期旅居日本的上海书画家对上海艺术世界的贡献的研究却不足够。

晚清旅日上海书画家王寅、陈鸿诰（1824—1884年）、卫铸生（生卒年不详）、胡璋（1848—1899年）、郭宗仪（1840—1908年）、叶炜（1839—1903年）、冯耕山（生卒年不详）等多次旅居日本，他们通过审美观念、艺术创作和商业活动引进现代性的概念，并且协助上海艺术界实现了现代化。这些旅日上海书画家以特殊方式响应了西方的挑战，他们并没有革新中国画的视觉语言，而是制定了关于文人画的规范，并借用西方技术更新学习方法。他们还敏锐地察觉日本的现代化步伐领先于中国，因此开展了有意识地从日本转售汉籍和引进日本铜版印刷技术等文化商业活动，并在《申报》发布的告白中强调“日本”和“东洋”两个术语以凸显他们产品的现代性。

为什么晚清旅日上海书画家会有如此敏感的时尚触觉？这不仅因为他们与上海的西方人交往甚密，还因为他们经常与日本朋友互动。实际上，近代中国的现代性与日本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除了向欧美国家学习外，日本由于在明治维新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成为那些想振兴中国的人的另一个目标。中国的改革者深信日本人“找到了解决东亚适应西方文化问题的办法”⑩Michael Sullivan, Art and Artists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 p52.。我们通过研究晚清旅日书画家的艺术创作和商业活动，包括绘画、二手汉籍买卖和铜版印刷等，将有助我们了解“东洋”对旅日上海书画家的意义及旅日上海书画家对中国艺术行业的贡献。当西方文化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时，这些旅日上海书画家从明治日本的经验中学到了什么？当西方文化在上海社会占据主导地位时，他们如何振兴中国传统艺术？他们如何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继而赚取丰富的回报？他们为何从职业画家转变为书商和出版商？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可能会对中国艺术发展及中国历史的发展有不同且更彻底的理解。